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FDI）的發展歷程

　　1.以FDI流出量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變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始於改革開放之後，對外直接投資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即1982-1991年的起步階段。在這一時期，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流量均在10億美元以內。第二階段即1992-2004年的穩步發展階段。在這一時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流量平均規模為27億美元。第三階段即2005年至今的快速發展階段。2005年， 我國a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9.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5.8%；2006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為161.3億美元，同比增長31.6%。從年流出量來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體呈上升趨勢，從1985年的6.3億美元到2006年的161億美元，增加了25.6倍。

　　2.以FDI流出與FDI流入的比率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變化。1992年以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很小，但由於同期FDI流入量也較小，因而此期間FDI流出與FDI流入的比率相對較高。但是，1992-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流出量較大，而同期FDI流入流量更大，因此此期間FDI流出與FDI流入的比率相對較低。綜合來看，以流出流入比率來衡量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1992年以後小于1992年之前；而從絕對值來看，正好相反。

　　3.以FDI流入量與FDI流出量的對比情況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變化。1990-2006年，外商在華投資平均數為392.5億美元，我國對外投資平均數為37.5億美元，而流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累計為6673.3億美元，是我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638.7億美元的10倍多，特別是近幾年來，FDI流入的規模和速度出現了大幅度上升。1990-2006年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與流出量之比為1：0.096，可以看出吸收外國投資的規模遠遠高於對外直接投資，這兩者存在嚴重失衡，遠遠低於全球平均水準。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

　　從我國近兩年來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情況可以看出，雖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但從總體規模上我國與部分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還存在一定差距。 截至2005年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20 182億美元，是我國的35.3倍；英國為13 781億美元，是我國的24.1倍；日本為3705億美元，是我國的6.5倍。在發展中國家中，2005年末新加坡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1009億美元，是我國的1.8倍。

　　從投資區域結構看，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分佈區域更為廣泛，2006年我國對外投資合作業務已經遍及世界約200個國家和地區， 目前經商務部核準備案的境外中資企業已超過1萬家。其中，在亞洲的直接投資額佔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的30%， 承包工程營業額佔我國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的46%；在非洲的直接投資額佔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的比例約為3%，承包工程營業額佔我國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的31%；在拉美國家的直接投資額佔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0%，拉美已經取代亞洲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第一大目的地。可以說， 我國90%以上的對外直接投資投向了亞太地區， 相比之下，歐洲等其他地區所佔份額極小。這種過於集中的區域投資結構容易造成一些企業設點交叉重復、自相競爭等不正常局面，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市場的進一步拓展。

　　另外， 跨國並購已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重要方式。2006年，以收購方式實現的對外直接投資佔全部投資額的36.7%。同時， 承攬了一大批具有重大影響的對外承包工程項目。2006年，中國鐵道建築總公司中標尼日利亞鐵路現代化建設項目，合同額達83億美元；中信－中鐵建聯合體中標阿爾及利亞高速公路工程，合同額達63.2億美元。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中遇到的主要問題

　　儘管近幾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實現了持續增長，在緩解國際收支失衡矛盾、緩解出口壓力、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還處於起步階段，仍存在投資規模偏小、政府政策支援不夠等諸多問題，阻礙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進程。

    （一）政府政策支援不夠。政府在促進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有責任和義務為跨國企業的發展提供平臺。但是與其他國家尤其是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政府對跨國企業的政策支援明顯不夠。主要存在的問題有：重審批，輕服務，特別是對外投資資訊諮詢服務的滯後，極大地制約了企業“走出去”的有效性。我國對企業的境外投資管理基本上是審批制，對其缺乏前期的服務和後期的監管。由於對外投資統計等方面的基礎工作薄弱，使研究有關對外投資的經濟效應缺乏科學依據。另外，由於尚未建立起境外投資的資訊庫和資訊反饋、情況交流的機制，加大了企業對外投資的風險，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由於資訊不靈，對外投資望而卻步。對於有些審批項目，手續繁雜，時間過長，以致一些項目貽誤了最佳投資時間而虧損，而一些企業為規避政府審批，或私自在海外投資，或將境外投資收入留為他用；缺乏有效的海外投資保障機制。我國目前已與106個國家簽訂了投資保護協定，與81個國家簽訂了避免雙重徵稅協定，但還有將近50%的國家尚未簽訂避免雙重徵稅的協議，而一些已建立起來的多、雙邊和區域合作機制的功能也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與發揮。

　　（二）國有企業尚未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產權制度，難以適應國際化經營發展的需要。現代企業制度是海外投資項目成功的體制保障，然而在我國，由於歷史及現實的原因，大多數大型企業仍是國有或國家控股，私營大企業的數量非常有限，並且至今仍缺乏促進私營企業成長的有效的體制、政策及資本市場的條件。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將主要依靠現有的國有大型企業，但是我國國有企業尚未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產權制度，建立激勵與約束機制方面的進展不大，主要表現為所有者和經營者在目標取向方面存在扭曲,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不足,使得國有企業在國外市場競爭中缺乏效率和國際競爭力。而一些體制不順、缺乏內在發展動力的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很可能成為國有資產流失的渠道。

　　（三）企業海外投資戰略不明確，管理體制相對落後。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已形成了一批優勢企業，產品的技術檔次和品質水準較高，規模擴張較快，如海爾集團、首都鋼鐵公司等都是具有對外直接投資實力與能力的企業。但是，與全球著名的大跨國公司相比，我國一些企業的競爭力仍有明顯差距。比如，一些長期處於壟斷條件下的大企業，其成本、價格明顯高於國際市場水準，產品品質與服務品質也不穩定，這類企業雖然具有一定的競爭實力，但從事境外投資的風險較大。另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只是為了建立一個辦事機構或接待站。

　　（四）外匯管理體制尚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雖然近幾年我國不斷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現行的外匯管理制度特別是由於我國尚未實現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企業難以開展大規模的境外投資，仍有一些不利於企業對外投資的條款。比如，在資金的使用權方面，不允許跨國企業內部資金自由調配，實施嚴格的利潤和外匯管制， 政府要求跨國企業的利潤在當地會計年度終結後6個月內全部匯回境內，這樣，當企業市場前景看好而需要擴大經營規模時，卻沒有自由支配的資金，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業的境外投資活動。

    （五）企業融資困難、資金短缺影響其對外直接投資。我國一部分國有企業由於長期低效率運行，還不具備依靠自有資金髮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實力，加之我國的金融體系還不是十分健全,相當長的時間內將被鉅額的不良資產問題所困擾。銀行對企業的海外投資項目缺乏科學和全面的評估，存在“惜貸”現象，而國內資本市場尚不發達。因此在對外直接投資資金籌集的過程中，企業本身和金融系統都難以發揮有效的作用，從而導致企業融資困難、資金短缺，進一步阻礙了企業的對外投資。

    （六）對外投資缺乏統一規劃。目前，我國尚未建立一個統一的管理機構，各部門紛紛參與管理，出現了多頭管理的不規範局面，從而進一步加劇了海外投資發展的難度。此外，由於對外投資的宏觀管理工作還缺乏統一的部署和協調，導致我國對外投資無章可循，對外投資地區結構過於集中，企業間設點交叉重復，自相競爭的不正常局面。與出口企業互相壓價一樣，中國企業海外並購往往由於無規則競爭，在一宗並購案中競相抬價，最終提高了投資成本，導致並購最終失敗。為此，政府應儘快建立企業海外投資的協調管理機制，以規避風險，節約成本。

　　（七）跨國經營人才匱乏。一國對外投資的主體是企業，企業對外投資能否成功的關鍵在於企業的競爭力，在於是否擁有一支能參與國際競爭、熟悉境外投資業務的法律、市場分析、公關行銷等方面的企業經營隊伍。據商務部研究院《對外直接投資公司調查問卷》結果，企業海外投資主要障礙是缺乏海外經營的管理經驗和管理人才。我國企業由於受傳統體制的影響,人才的待遇和培訓比不上外企,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由於缺乏高素質的人才,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會增加風險。因此必須要有一支技術、管理、法律、財務和行銷等方面高素質的企業經營隊伍。

　　（八）企業缺乏核心技術。核心技術與核心產品是企業在市場中取勝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國還處在技術引進階段，在關鍵技術上，還難以與國外具有高新尖技術和成熟產品的企業抗衡，企業還沒有形成具有世界競爭力的核心技術與核心產品。從總體上看,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企業的技術優勢不足。對許多引進的先進技術缺乏消化吸收，創新能力不強，特別是一些高端產品的核心技術仍然依靠進口，甚至某些行業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根本沒有競爭優勢可言，因而無力參與國際競爭，甚至連國內的市場份額都難以保全。技術優勢的缺乏，將是制約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長期性因素。

　　三、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對策思考

　　（一）儘快建立和完善境外投資的法律體系。為有效執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方針，應當儘快建立適應新形勢的促進和保障境外投資的法律法規體系，規範境外投資主體的行為及市場的競爭秩序，增強政策的透明度。一是進一步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立法工作，儘快出臺《對外投資法》、《境外投資公司法》等，為境外投資企業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保護其境外投資的合法權益。二是繼續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認真落實《關於調整部分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等有關政策措施，逐步推進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可兌換，實現由強制結匯制到意願結匯制的轉變， 簡化對外投資審批手續和環節，取消多頭管理制度，建立統一部門進行協調管理。三是加強對外直接投資貿易、稅收等政策支援。南韓于20世紀70年代專門制定了《擴大海外投資方案》等法律條例，我國在立法中，可借鑒與我國發展歷程相近的國家和地區的較為成熟的法律制度，並結合我國國情，建立適應經濟全球化、符合我國經濟長期發展需要的境外投資法律體系。

　　（二）加大對企業跨國投資的金融支援力度。雖然，我國已經為企業提供了一定的金融支援手段，如中央外貿基金、援外合資合作項目基金、援外優惠貸款等，但還未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金融支援體系，因此，需要儘快將這些措施形成一個完整的金融支援體系。 放鬆對企業的金融控制和外匯管制，賦予條件適合的跨國企業必要的海內外融資權，進一步完善國際投資擔保體系，鼓勵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靈活運用發行股票、債券及國際信貸等多種方式融資，並降低申請程式的難度，簡化審批過程，減少企業的成本。例如，在跨國企業創業的初期，暫無利潤可供再投資時，應適當放鬆外匯管制，允許企業的外匯資金在內部調整，並在追加投資方面給予其較大的自主權。尤其是面對我國目前所擁有的高額外匯儲備（到200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已達到10 663億美元），我們有條件提供這些金融支援措施，提供政策性的優惠和用匯上的便利，同時可以更好地運營外匯儲備資產，並緩解鉅額外匯儲備所帶來的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三）建立和完善對外直接投資資訊諮詢服務體系。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資訊的收集、整理與發佈工作，如南韓1988年就建立了海外投資資訊中心。我國應儘快建立健全資訊服務體系，構建以政府服務為基礎，仲介機構和企業積極參與的資訊網路：一是建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仲介機構，全面提供世界國別地區的政治、經濟等投資環境，當地政策法規、投資程式、合同形式等綜合資訊，提供介紹合作夥伴、合作項目等直接貿易促進服務；二是儘快建立和完善境外投資的資訊庫和資訊反饋、情況交流服務系統，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提供及時又有價值的資訊；三是由政府資助，由有關機構對境外投資企業立項建議書與可靠性研究報告提供技術層面的支援和幫助。

　　（四）建立一定的海外投資風險基金。為降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 我國有必要建立一定數額的海外投資風險基金，實行保險與擔保制度，對符合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但風險較高的海外投資給予適當扶持，分散其風險。對此，一些國家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例如，日本和台灣地區建有海外投資損失準備金制度， 準備金由政府和參與該制度的企業分攤。在一定標準內，企業海外投資的部分損失可得到補償，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損失可享受高比例補償，參與準備金的企業還可以從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資金進行海外再投資。

　　（五）培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堅實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高可以說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前提條件， 而市場佔有率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直接表現形式，它是衡量企業核心競爭力強弱的一個重要指標。在市場經濟日益發達的今天，名牌、品牌已成為企業競爭力、增值力、後續力大小的體現。名牌一般要具有可靠的品質，極高的知名度，從而給企業帶來可觀的市場佔有率。假如說企業品牌決定企業當前的利潤和戰略，那麼名牌戰略則決定企業長遠生存發展戰略和未來持續增長的能力。比如海爾重視品牌的打造並真誠為客戶創造價值；可口可樂、雀巢等許多跨國企業為樹立良好品牌形象， 培育顧客的品牌忠誠度不惜重金，這也正是這些企業能夠經久不衰的“秘密”；新力公司曾寧願放棄在美國十年的利潤，也不願將“SONY”品牌轉讓。因此，建立保證品牌發展戰略的管理體制，如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同時提高品牌價值，提高企業市場佔有率，培育企業持久的核心競爭力，對於促進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戰略意義。

    （六）加大對跨國經營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力度。市場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目前，跨國經營人才的匱乏是困擾我國企業“走出去”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此，我國可嘗試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應該加大境外投資領域專業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力度。例如美國中小企業局通過退休經理服務中心，吸收大約13 000名高級商業管理人員以自願方式為企業提供諮詢和培訓服務， 美國還建立了遍佈各州的近950個小企業發展中心，為小企業提供培訓服務。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可以通過公開招募人才、建立培訓中心或者委託專業機構從事相關活動等方式，加強對人才的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