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隨著旅遊業的持續發展,旅遊產業集聚成為推動旅遊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數據顯示,2015—2019年期間,中國31個省份的旅遊產業集聚水平整體提高,區位熵大於1的地區數量顯著增加,從2015年的13個增加到2019年的19個。然而,部分省份的旅遊產業集聚水平出現下降趨勢,反映出旅遊產業發展的區域差異。本文通過分析旅遊產業集聚的時空演變特徵,探討影響旅遊產業集聚的多種因素及其作用機制,提出促進旅遊產業集聚的優化路徑。
《2025-2030年全球及中國旅遊行業市場現狀調研及發展前景分析報告》旅遊產業集聚的時空演變特徵表明,旅遊產業的發展並不均衡。2015—2019年期間,區位熵大於1的地區數量明顯增加,且增加的趨勢由西南向東北蔓延。具體來看,2015年區位熵大於1的省份有13個,到2019年增加到19個。大部分省份的旅遊產業集聚程度提高,如河北、內蒙古、遼寧等省份的集聚度顯著提升。然而,北京、海南等省份的集聚水平有所下降,反映出這些地區的產業結構逐漸趨向均衡,旅遊業的相對優勢減弱。此外,黑龍江、山東、河南等省份的區位熵始終小於1,表明這些省份的旅遊收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較低,旅遊產業集聚度有待提升。
旅遊市場產業分析顯示旅遊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複雜多樣,涉及資源稟賦、經濟基礎、開放程度、交通條件和市場規模等多個方面。通過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方法,本文構建了旅遊產業集聚影響因素的分析框架,從複雜組態的視角探究影響旅遊產業集聚的要素和路徑。研究發現,資源稟賦、經濟基礎、開放程度、交通條件和市場規模這五個前因條件都不是必要條件,不存在單一條件導致旅遊產業集聚,而是呈現出組態效應。具體來說,旅遊產業集聚的影響機制具有複雜性,存在以下幾條產生高旅遊產業集聚的組態路徑:
客源市場驅動型:低資源稟賦、低經濟基礎、低開放程度、高市場規模和交通條件好壞與否,使區域旅遊產業呈現高集聚。典型省份包括貴州、山西、江西等。
物質基礎驅動型:高資源稟賦、高經濟基礎、低開放程度和低市場規模,使區域旅遊產業呈現集聚。典型省份包括內蒙古、遼寧等。
資源市場驅動型:高資源稟賦、開放程度、市場規模和低經濟基礎,使區域旅遊產業呈現集聚。典型省份包括安徽、廣西、四川、湖南等。
交通客源驅動型:低經濟基礎、高開放程度、交通條件、市場規模,使區域旅遊產業呈現集聚。典型省份包括雲南、安徽、四川、湖南等。
此外,還存在兩條產生非高旅遊產業集聚的組態路徑:
資源市場抑制型:低資源稟賦、市場規模、高經濟基礎、開放程度,形成非高旅遊產業集聚。典型地區包括上海、福建、重慶、北京、廣東等。
多元發展抑制型:所有條件均處於較高狀態,但卻形成非高旅遊產業集聚的局面。典型省份包括浙江、山東、湖北、江蘇、陝西等。
根據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優化旅遊產業集聚的路徑建議:
明確現有基礎,選擇合適的發展路徑:各省份應根據自身現有基礎,選擇合適的集聚發展路徑。例如,旅遊資源相對不豐富的地區可以通過改善交通和基礎設施來提升旅遊便利性,促進區域旅遊業的發展。
擴大自身優勢,補齊現存短板:旅遊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相互關聯,共同作用於旅遊產業的發展。因此,各地區在明確核心優勢的基礎上,應發展其他要素,補齊短板。例如,具有豐富旅遊資源的地區應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同時注重地區經濟的發展,提高開放程度。
多措並舉,擴大客源市場:市場規模在高旅遊產業集聚的路徑中是核心條件之一。各地區應加強宣傳推廣,開發優質旅遊產品,提升服務質量,改善旅遊環境,從而提高遊客滿意度,擴大知名度。
總結
2025年,旅遊產業集聚成為推動旅遊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通過分析旅遊產業集聚的時空演變特徵,本文揭示了影響旅遊產業集聚的多種因素及其複雜作用機制。研究發現,旅遊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具有組態效應,不存在單一條件導致旅遊產業集聚,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本文提出了明確現有基礎、擴大自身優勢、多措並舉擴大客源市場的優化路徑建議,旨在為各地區旅遊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政策等其他因素對旅遊產業集聚的影響,以及不同路徑下旅遊產業集聚的具體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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