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之罪反思：制度缺陷之罪比天大

    2008年的最後一天，三鹿董事長田文華被帶上了被告席。同日，三鹿集團門頭標誌在寒風中被拆除，鏡頭記錄下了這一瞬間，一段歷史被定格。

    選擇這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日子，似乎在傳遞一個信息——告別。告別乳業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告別多災多難的2008。

    無需多少時日，人們就會忘掉這個一臉落寞、66歲的田文華。可這段歷史註定是要沉澱的。田文華從「乳業女皇」到「乳業罪人」，距離似乎只有一步，正如她給三鹿定義的企業文化：「成功需要做好一切，失敗只需一個細節。」

    服務三鹿40多年的田文華是三鹿的開創者和當家人，可以說「沒有田文華就沒有三鹿」。她行為低調，即使在三鹿處於事業之巔、身價百億時，她的辦公室也不足10平方米，沒有紅木家具，沒有豪華擺設。她摳門到「複寫紙多用了幾張，都要計較不休」，「請客吃飯，連菜譜都要親自過問」的地步。三鹿改制，她讓所有正式職工參股，她本人所持股份也不過只有區區1%。田文華本人深深影響了三鹿的企業文化：不以霸道聞名，而更像「鹿」在人們心目中溫暖的傳統印象。

    甚至，田文華還一直非常注重產品質量，她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三鹿質量檢查報告。她未必不知道在上世紀80年代那個「用紙糊一個冰箱都能賣出去」的供不應求的時期，張瑞敏當眾砸掉76台有質量問題的冰箱，「先賣信譽，再賣產品」的故事；她也未必不知道韋爾奇的忠告：你要變成質量問題的瘋子，否則質量問題將把你變成瘋子。

    可她終究是商人，因為「不賺錢的商人是不道德的」。在金錢巨人和道德侏儒的博弈中，田文華選擇了企業利益，放棄了公共安全、公共道德。

    法庭之上，控辯雙方聚焦在「是否主動添加」；庭外，民間關于田文華「該不該判死刑」的爭論還在繼續。

    有人分析了田文華當時面臨的多種可能：一是雖知問題存在，但懷著僥倖心理，認為少量的三聚氰胺「不是敵敵畏」，沒到傷及人命的嚴重程度，不會出太大問題，沒有充分意識到其危害性；二是她可能認為「添加劑行為」是行業潛規則，我也可以這樣做；三是擔心公布真相後，會使三鹿品牌受到一定影響。

    可她最終選擇了隱瞞真相，在明知有危害(儘管她可能沒料想到危害如此之大)的情況下繼續出售毒奶粉。這正是田文華最大的錯誤和最大的悲劇。正如溫總理多次強調的：「企業家的身上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田文華就倒在「道德失血」上。

    審判還在繼續，企業家的道德追問還在繼續。但是，比關注年近古稀的田文華個人「該不該死」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某些制度「該不該死」。

    有人說，比「三聚氰胺」更毒的是「免檢制度」這朵「惡之花」，這才是誘導罪人誕生的溫床。某種角度上說，比田文華之罪更大的罪，是制度缺陷之罪。

    田文華被審判，一干官員引咎辭職，不能不說，我們也在反思，我們邁出了問責制的一大步。可行政問責不能代替刑事問責。所以，對官員的問責風暴不應該僅停留在行政層面，而應該向法律層面延展。

    新年第一天，22家問題乳企發新年道歉簡訊懇求原諒，這似乎又在傳遞另一個信息——新生。

    其實，告別田文華很容易，可告別「三聚氰胺」的記憶很難；拆除三鹿的標誌很容易，可拆除「結石寶寶」的痛苦記憶很難。新生的不應該僅僅是企業，更應該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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