氯化石蠟作為人工合成化學品，憑藉阻燃性、電絕緣性等特性，在工業及消費品領域應用廣泛。近年來，隨著全球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控趨嚴，這類物質的環境行為與風險備受關注。我國作為氯化石蠟生產和使用大國，其在多介質環境中的賦存特徵、人群暴露途徑及管控措施需系統性梳理與分析，以應對國際履約壓力並保障環境與健康安全。
《2025-2030年全球及中國氯化石蠟行業市場現狀調研及發展前景分析報告》指出，我國氯化石蠟產業自 20 世紀 50 年代末起步，歷經數十年發展，2019 年總產能已超 200 萬噸，成為全球最大生產國與出口國，生產企業集中於河南、山東等地。產品按氯化度劃分，廣泛用於 PVC 製品、橡膠、金屬加工液等領域，其中 PVC 產品占消費量的 58.4% 以上。
氯化石蠟的環境排放主要來自生產、運輸及消費環節。2019 年數據顯示，短鏈氯化石蠟(SCCPs)向大氣、水和土壤的排放量分別為 201 噸、216 噸和 197 噸，中鏈氯化石蠟(MCCPs)排放量則分別為 47 噸、6 噸和 570 噸。由於 MCCPs 揮發性低、親脂性強，更易富集於土壤，其在土壤中的暴露特徵與生態風險需重點關注。
氯化石蠟在大氣、水體、土壤及沉積物中普遍存在。大氣中，SCCPs 因揮發性強主要存在於氣相，我國部分工業發達地區空氣中 SCCPs 濃度高於日本、韓國等國家，且冬季濃度受氣候影響顯著。室內空氣因建材釋放，濃度普遍高於室外。
水體中，珠三角等工業密集區氯化石蠟濃度較高，通過地表徑流和廢水排放進入河流與海洋。污水處理廠出水中仍有部分氯化石蠟殘留，活性污泥吸附是其主要去除途徑，但污泥處理與資源利用問題需重視。
土壤是氯化石蠟的主要環境 「匯」，其污染程度與經濟活動密切相關。上海郊區土壤中 MCCPs 含量高於城區，電子垃圾拆解廠周邊土壤濃度顯著高於普通區域。青藏高原、北極等偏遠地區也檢出氯化石蠟，反映其長距離遷移特性。
沉積物中，長鏈、高氯代氯化石蠟易富集，南海沿岸紅樹林濕地約 1/3 棲息生物面臨中等生態風險。1970-2014 年湖泊沉積物芯數據顯示，氯化石蠟含量呈上升趨勢，與產業發展歷程一致。
普通人群主要通過膳食暴露於氯化石蠟，動物源性食品和植物油中含量較高。我國嬰幼兒食品中 SCCPs 濃度約為歐洲的 5 倍，烹飪過程可降低部分食物中的含量，但職業人群暴露風險更高。山東某生產企業員工 SCCPs 攝入量達 21.8 微克 /(千克・天)，超過加拿大規定的每日可耐受攝入量。
母嬰暴露方面，我國城市母乳中 SCCPs 含量呈下降趨勢，但仍高於部分已開發國家，MCCPs 含量則呈上升趨勢。胎盤轉運機制使胎兒面臨宮內暴露風險，孕婦及嬰幼兒等敏感人群需重點關注。
生態風險評估顯示，我國多數地區氯化石蠟生態風險較低，但部分水體和沉積物對魚類及棲息生物存在潛在不利影響。人體暴露邊際風險(MOE)評估表明，普通人群風險較低，但職業暴露與母嬰途徑需加強管控。
國際上，SCCPs 於 2017 年被列入《斯德哥爾摩公約》附件 A，歐盟、加拿大等已限制其生產使用，MCCPs 被列入候選名單並逐步納入監管。我國已將 SCCPs 列入優先控制化學品名錄，但管控體系仍需完善，缺乏產品中 SCCPs 限值標準，對 MCCPs 和長鏈氯化石蠟(LCCPs)的研究與管理基礎薄弱。
未來需重點開展以下工作：深入研究 MCCPs 和 LCCPs 的遷移轉化機制，評估其向 SCCPs 轉化的次生風險;建立完善排放清單，加強高暴露人群健康效應研究;系統評估管控措施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開發替代技術;推進立法進程，建立氯化石蠟全過程管理制度，強化生產、使用、廢棄全鏈條監管。
氯化石蠟作為我國重要的工業化學品，其環境賦存與人群暴露風險呈現顯著的區域與介質差異。儘管當前整體風險較低，但職業暴露、敏感人群暴露及特定區域生態風險不容忽視。國際管控趨勢倒逼我國加速完善管理體系，未來需通過跨學科研究、政策創新與技術升級，實現產業發展與環境安全的平衡，為全球化學品治理提供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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