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解東莞職業化乞討人員背後往往是殘暴犯罪集團

　　據宇博智業市場研究中心了解，在廣東東莞市專門以乞討謀生的約有3000餘人。這些職業化乞討人員背後，往往是殘暴的犯罪集團，他們故意使小孩、老人致殘，然後逼他們乞討。一位曾混跡東莞丐幫的老人王秀勇稱：幫主為了利潤，會把幼童的腿砸斷，而幼童越慘，幫主越賺錢。為了防止大一點的孩子報警，丐幫會給他們吃強力安眠藥。這樣的孩子壽命很短，隨時會被扔掉。

　　王秀勇曾在一個由河南周口人組成的「丐幫」中生活了一段時間，幫主是個農民，由三四個老鄉充當打手，控制著十幾個殘疾兒童。殘疾兒童多是買來、租來，甚至偷來、騙來、搶來。王秀勇一次和「丐幫」人員衝突後，跑去石碣鎮公安分局舉報，對方竟稱：「這是你們丐幫的事兒，我們這個管不了……你們找民政部門。」

　　把孩子弄殘，逼迫乞討，這種事在社會上並不是秘密。按理說，只要看見殘疾兒童乞討，警方都應該調查一下。如果政府、警方能多一點責任心，類似「東莞丐幫」這種殘害逼迫兒童乞討的罪惡應該無處容身。解釋不了的問題卻是，在東莞，一夥丐幫開著中巴車帶領殘疾兒童乞討，居然一干就是十年之久。當地政府、警方要麼不聞不問，要麼沒有報警就不出警，那麼實質上這就是見危不救，見惡不除，是嚴重的瀆職犯罪。而正是這種瀆職，成就了罪惡的丐幫的保護傘。否則，那些開著中巴車公行於市的丐幫，一天都生存不下去。

　　被害兒童家屬向警方報案，結果是，「基本上警察那邊派出所那邊基本上是，連一個什麼回話的都沒有的，說實話我也不是太相信。」警方不作為或叫瀆職，對丐幫來說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不知道那些丐幫幫主想沒想過，應該給當地警方送上感謝信。

　　閱讀中國報告大廳發布的《2010-2015年後危機時代東莞房地產行業發展形勢分析及投資效益預測報告》

　　東莞丐幫的罪惡，已不只是強迫乞討，而是涉嫌多重犯罪：綁架、拐賣人口;非法拘禁;虐待兒童乃至故意殺人。丐幫罪惡越重，警方瀆職的性質也越重。只是不明白，面對種種公開的違法犯罪問題，東莞警方總能聽之任之?僅其中的一夥丐幫團伙，在東莞地界上就悠哉悠哉地晃悠了十年之久，如入無法無天之境地，這是多麼大的一個諷刺?保衛公共安全、人民利益也好，有困難找警察也罷，難道僅僅是好聽的口號?綁架拐賣幼童，並把他們活活弄殘，最終扔掉……這種事都不管，警方是幹什麼吃的?

　　中國報告大廳、宇博智業市場研究員表示，不作為的背後，往往還有權力尋租。王秀勇稱：東莞市各個鎮區人口稠密，灰色盈利空間大。為了管理片區表面處於穩定狀態，警方和不少幫派達成默契。警方給予空間，幫派則管好手下眾人。幫派定時進貢，大家相安無事。

　　如果說不作為以及權力尋租只是執法層面的不給力，那麼，上溯到立法層面，《刑法》對於拐賣兒童的打擊力度同樣遠遠不夠。西南政法大學教授高一飛曾指出，拐賣兒童三人以上才可能處以死刑，他拿拐賣兒童和販毒做比較，販毒50克應當「處十五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而拐賣兒童一到兩人只是5年到10年有期徒刑，嚴重違背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公民人身不可出賣，而或買或租乃至偷、騙、搶來兒童，故意弄殘，逼其乞討，以為牟利工具，不僅危及受害者本人，家屬也得承受散盡家財的尋人成本、生不如死的精神折磨，不啻毀人、毀家的嚴重犯罪。

　　中國報告大廳、宇博智業市場研究員表示，東莞丐幫多來自同一個地方，但是在「陌生人社會」的異鄉東莞市，他們其實已轉農民為遊民。這樣的傷天害理之事，並不會發生在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傳統鄉土「熟人社會」，因為有宗法禮教的規約在。在異鄉東莞市，他們是既游離出了傳統宗法禮教的規約，但囿於制度化城鄉、地域壁壘的隔斷，難以融入常態社會，加之警方的不作為或者權力尋租，以及自身行徑的詭秘，就又游離在現代法治的規約之外，從事黑色經濟，進行暴力犯罪，無所禁忌，人性之惡給釋放出來了。

　　有專家觀點說，城市流浪乞討人員管理辦法實施以來，管理工作實際上陷入了「三不管」的境地，很多受害者得不到救助。而我認為這種問題與乞討救助制度關係不大，東莞的強迫兒童乞討屬於嚴重刑事犯罪，而不是簡單的乞討問題。2011年公安部曾發出通知，要求各級公安機關高度重視打擊組織、強迫、誘騙、拐賣未成年人乞討等違法犯罪和解救受害未成年人工作。構成違法犯罪的，要依法予以處理。東莞警方是如何落實的?

　　放縱丐幫，是對社會的嚴重犯罪——人人都沒有安全感，誰家的孩子都可能淪為乞討兒。警察們想沒想過，任丐幫優哉游哉，有一天會不會輪到自己家孩子?

　　最大的問題不是有人犯罪，而是打擊犯罪的人在睡大覺——為犯罪開綠燈。而打擊丐幫也好，解決受害兒童也罷，要先處理執法瀆職問題。如果瀆職無責無罪，即便嚴打，日後還可能捲土重來。

　　民眾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保護民眾人身安全、打擊犯罪是警方的職責。一方面，有必要調整《刑法》關於「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條文，加大對拐賣兒童的震懾和打擊力度，以及通過對瀆職人員的嚴懲重處來倒逼警方的積極履職。另一方面，現代化、城市化的過程，也是一個由傳統鄉土「熟人社會」向現代陌生人社會即契約、法治社會轉型的過程，犯罪集團「丐幫」的存在，也提示著社會治理模式的轉型更新。

　　中國報告大廳、宇博智業市場研究員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亦即承認自上而下單向度的政府治理的局限性，強調充分發揮政府、市場主體、NGO等社會組織以及公民的積極作用，形成多中心治理的多元共治、互動合作局面，以彌補「政府失靈」。犯罪集團「丐幫」既然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自然也需要通過社會治理模式的更新轉型來加以解決，從而消除社會肌體上出現的毒瘤。

　　而就根本和長遠而言之，則還在於推進戶籍改革，打破城鄉壁壘，促進新移民對城市社會的融入，構建起一體化、全覆蓋的法治社會，不留「三不管」的「斷裂帶」，最大限度消除遊民的產生及其活動空間，從而釜底抽薪，降低「丐幫」犯罪這般極端事件的發生幾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