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國醫院灰色會診利潤空間及監管政策分析

對於一些優秀的醫生，會診才是收入的主要來源。上海三甲醫院醫生在江浙滬基層醫院「會診」，酬勞至少5000元起步

政府試圖推動的「多點執醫」受到醫生冷遇，不被鼓勵的「會診」走穴卻熱度不減。到底是醫生不務正業?還是想像中能夠「提升醫生待遇」的政策不足以體現醫生的市場價值?

上海多點執醫試點好幾年了，三甲醫院的主治醫師劉一(化名)還是沒有行動。

「我周圍還沒有人去選擇多點執醫。」劉一告訴記者，一方面工作確實很忙，但更重要的是，「有空餘時間很多醫生都會出去會診，收入也很可觀。」

劉一所指的「會診」，其實是一種「灰色會診」。在上海，三甲醫院的醫生多在江浙滬基層醫院「會診」，酬勞至少5000元起步。

儘管提高醫生待遇一直被認為是實施多點執醫政策的目的之一，但顯然「灰色會診」來錢更快、更方便。因此，記者發現，多點執醫並沒有想像中受歡迎。

多點執醫不受歡迎?

5月1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其中指出，將會進一步推進多點執醫，通過多種形式提升醫生待遇。

所謂多點執醫，或醫師多點執業，是指允許醫生受聘於多家醫療機構行醫。在新一輪的醫改中，「解放醫生」成為了一個熱門詞彙，醫生待遇不高被劍指為公立醫院以藥養醫、醫療腐敗的根本原因。多點執醫的試行，被認為給提高醫生待遇存在了可能。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記者走訪發現，一線醫生對多點執醫接受度並不高。

「我們周圍有一部分醫生對多點執醫的呼聲很高，一方面是多了一個選擇，另一方面也有利益驅動的因素在裡面。醫生並不反對多點執醫，但真正去做的人很少。」在已經試點多點執醫的浙江，一位公立醫院的醫生告知記者。

一組數據可以加以佐證。浙江自2012年2月1日試行「多點執醫」以來，一年後在相關機構登記「兼職」的醫生僅有44名，不少民營醫院的負責人抱怨多點執醫落地難行。

「臨床工作本來很多，本職工作已經很難做完，絕大部分的醫生沒有這個時間和精力。」這位浙江的醫生對記者表示。

醫生也「走穴」

但記者通過採訪發現，工作繁忙可能並不是「多點執醫」遇冷的真正原因。因為在繁忙之餘，他們總能擠出時間出外進行一些收入頗豐的「會診」。三甲醫院醫生或多或少地存在於「會診」的灰色地帶，或許是他們對多點執醫不熱衷的另一個原因。

劉一是上海知名三甲醫院的一名外科主治醫生，與很多外科醫生一樣，他每天都很忙碌:工作日，每天早上七點多上班，查房、坐診、手術;而在晚上和周末，除了陪孩子和一些必要的應酬外，更重要的事情是外出「會診」。

目前各大醫院的會診方式分為「合法途徑」和「私下會診」兩種方式，前者通過醫院與醫院之間來協商安排:基層醫院提出會診需求，通過雙方醫務科的對接落實到三甲醫院相關科室，再指派醫生前去就診。

「程序非常複雜，醫生也不願意做，每次給醫生的補貼在300～500元。現在這樣的合作越來越少，多數是一些合作的『面子工程』。」劉一說。

與此相比，醫生私下會診越來越流行。私下會診不需要通過雙方醫院，病人或者基層醫院的主治醫師通過私人關係邀請大醫院專家，雙方對病情進行確認，認為有會診必要就可以進行，會診地點多在基層醫院。劉一做的便是這樣的私下會診。在上海的三甲醫院，這是多數主治醫生的常態。「對於一些優秀的醫生，會診才是收入的主要來源。」劉一說。

在風頭正勁的大健康領域，醫生的工資並不如人們想像中的風光。

作為一個苦讀八年拿到博士學位、臨床經驗超過八年的外科醫生，劉一每月全部到手的收入也只有一萬元左右。而這在三甲醫院裡已經算是不錯的待遇了。

「一些知名三甲醫院的明星醫生，有住別墅的，開豪車的，其實主要依靠的都是會診的收入。」劉一說，他所了解的上海一位心血管方向的頂尖級專家，出場費達到五位數，周末一天甚至穿梭於兩三個地方進行會診手術，「常常一台手術還在進行，車子就已經在樓下等著接他去下一個地方。」

不少一線醫生向記者坦言，相比會診，多點執醫不僅有「備案」、登記這樣的複雜程序，收入上也勢必面臨著監管，高達上萬的會診費用根本不可能被管理部門接受，醫生們自然更願意參加像會診這樣方便、高收益的醫療活動，儘管這並不合規。

當然，這種灰色會診也存在風險。作為一場並不經過雙方醫療機構的「灰色交易」，如果出了醫療事故，誰來買單?

「如果出事了，一般是基層醫院的醫療機構負責，因為這些醫院也想與這些專家保持長期的合作關係，樹立口碑。而專家所在的醫院其實對於這樣的會診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醫生資源現在很緊張，醫院不會為了這樣的事情失去緊缺的專家資源。」

而在這樣一個不通過雙方醫療機構的活動中，有資源的基層醫生成為了會診的關鍵中介。

「這些基層醫生常年積累了人脈，或者在大醫院見習認識了專家，當他認為自己的患者有必要進行會診時，就會給患者這樣的選擇，為他們牽線搭橋。」劉一說。

降溫特需服務擠壓走穴空間

除了醫生的積極性不高，對於公立醫院來說，「奉獻」醫生，更意味著核心醫療資源的流失。

「對於醫院來說，多點執醫的放開是增加了管理難度，因為它對醫生的控制力會減弱。這也是多數公立醫院對多點執醫並不感冒的主要原因。」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深層次的醫改為這樣的顧慮提供了政策的撬動點。

此次發布的《關於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特別提出，公立醫院特需服務的比例不得超全部醫療服務的10%。

實際上，在此輪醫改中衛生管理部門「剝離公立醫院特需」的規劃就已經與公立醫院的營利訴求形成了對峙。

在業界，這樣的舉動一方面被理解為消除公立醫院的營利屬性，另一方面，也被理解為是在釋放一部分的優質專家資源，讓他們有一定的時間到社會化的醫療機構中發揮效能，為今後多點執醫的政策推動埋下伏筆。

據宇博智業市場研究中心發布的2012-2016年民營醫院市場分析及前景諮詢報告數據顯示，目前已經有公立醫院正在與民營醫療機構商討，將特需服務搬離到民營醫療機構中來進行。業內人士表示，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下，醫院存在了推動多點執醫進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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