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嚴格控制人口規模消息引發廣泛熱議

　　據中國報告大廳了解。近日來，北京市嚴格控制人口規模的消息引發廣泛熱議。

　　16日，在北京市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北京市市長王安順在《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下稱《報告》）中首次將加強人口規模調控列入2014年主要任務之一，明確提出 「切實把常住人口增速降下來」。

　　「人口資源環境矛盾是現階段躲不開、繞不過的發展難題，關係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關係首都形象，關係發展全局，必須嚴肅面對、標本兼治。」《報告》指出。

　　根據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069.3萬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人口有773.8萬人，占到總數的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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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近年來，以「包容」為城市精神的北京，因為「以業管人」、「以房控人」，以及不斷增加的生活成本和糟糕的空氣品質，不斷迫使外地人逃離，並廣受社會質疑。

　　外來人口「聚居區」

　　10年前，唐富芸便開始在北京打工。

　　「一開始住在四環，但因為居住的地方拆遷，現在搬到東五環的石各莊了。」唐富芸告訴記者，前些年孩子還能在周邊的學校上學，但拆遷後，學校沒有了，只能送回老家。

　　她每天上午在一家公益組織里負責做一頓飯，下午就在外面找小時工做。「我把自己形容為『流竄犯』。」唐富芸苦笑著說。和記者交談時，穿著深藍色羽絨服的唐富芸依舊戴著兩個花袖套，隨時準備幹活的狀態。

　　唐富芸告訴記者，她所在的居住區，外來人口占70%左右，大多從事城市低層次的工種，如保潔、裝修、泥瓦工等，「大家聚在一起，才有信息的來往，可以互相幫扶。」

　　像這樣的人群，他們的住房、醫療、衛生情況如何呢？唐富芸說，她在村里租了當地村民的自建房，面積是8平方米，每年交5000元。「原來說好，每年每平方米的房租漲10元，這兩年越漲越多，每平方米的房租上漲了50~100元。」

　　「有病的時候，基本上都是去村里和周邊的私人診所，重一點的時候就去航空醫院。」唐富芸說，像他們這些外地人不敢去大醫院，一是因為平時都在打工，時間緊，沒有時間排隊，「早上4點去排隊，前面就已經有200多人了」。二是擔心花費太大，「動不動就要做全身檢查」。

　　石各莊有兩名保潔員，垃圾和廁所每3~5天打掃一次。

　　唐富芸的生活狀態是一部分外來工生活和工作的縮影。

　　1月17日，民間諮詢機構社會資源研究所發布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在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中，正逐漸形成一定規模的外來人口「聚居區」，其住客包括畢業不久的學生、特定籍貫或行業的務工經商人員（及其家屬）以及短期流動人口。與當地人不同的是，這些數量龐大的群體，無處不在，但又很少聽到他們的聲音。

　　在對北京29個外來人口聚居區進行問卷調查和案例研究後，調查人員發現，在這些聚居區，自主就業/自我僱傭的比例最高，占27.3%；找工作主要是靠自己以及親友，僅有1.1%的受訪者通過政府機構尋找到就業機會。45.1%的受訪者表示所在社區沒有提供就業信息情況。

　　在住房狀況上，89.5%的受訪者在北京沒有自有房產；租住平房的人最多，達到62.1%。住所平均居住人數超過4人，人均居住面積為7.9平方米。在改善居住狀況上，40.8%的受訪者期望政府能夠建設廉租房；有23.1%的受訪者表示對政府無期待，他們認為北京市政府不可能為其提供政策性住房。

　　社會資源研究所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我國城鎮人口為7.12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52.6%；其中擁有城鎮戶籍的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34.7%。

　　這意味著有超過一半的中國人生活在城鎮之中。如果不計少數在農村生活的城鎮戶籍人口，17.9%的中國公民屬於在城鎮生活中的農村人口。

　　「在目前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中，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外地人，屬於『遠離服務』的人群。」社會資源研究所聯合創始人吳晨說，勞動力流出地（通常為欠發達地區）和勞動力流入地（通常為發達地區）對於如何設計和分攤此部分公共支出，仍存在爭議，其獲取生計的城市和戶籍所在地農村，仍實行兩套公共服務供應標準。

　　社會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劉濤分析，究其原因，除去政府在財力、人力上的投入不能匹配聚居區實際居民規模所產生的公共服務需求之外，聚居區在特大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始終處於一個「即將被拆遷」的定位，也使得聚居區內各項服務（包括公共服務和商業服務）趨於短期和投機取向。

　　在這種預期下，聚居區內的房屋提供者追求以最小成本獲得短期內最大利益，儘量減少拆遷產生的損失。因此，條件簡單、面積狹小的違規建築便成為房東的首選。

　　「合理的人口規模」

　　《報告》稱，做好流動人口基礎登記辦證工作，建設實有人口服務管理全覆蓋體系，推行居住證制度。

　　「北京要地沒地，要水沒水，要電沒電，要油沒油。」17日，在出席北京市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順義團分組審議時，王安順表示。

　　他同時稱：「不能狹隘地認為北京排斥外地人。」王安順說，外地人口對北京的發展貢獻很大，髒累的工作由他們來做。

　　當天，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也在該市人大會議上表示：「對來這裡的每一個人，我們都要善待他，戶籍人口也好、常住人口也好，也包括流動人口。」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盧暉臨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對一個大城市來講，人口控制沒有問題，也完全可以討論合理的人口規模。

　　盧暉臨表示，需要指出的是，不要讓人口控制成為政府拖延為外來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務的藉口。

　　盧暉臨進一步分析說，一些城市的管理者之所以將外來人口看成是「麻煩」，根源在於把外來人口當作「外人」，而相應的公共服務投入不足，也在客觀上造成外來人口居住區的髒亂差。

　　從事社會學研究的盧暉臨發現，與城市中心區的商品房居住小區相比，外來人口聚居區的人際關係往往更和諧，交往更密切。

　　「進了北京，地方政府就有責任有義務保護他們的生命安全，服務好，而我們能力又有限，就應該適當地限制城市發展規模。」王安順說。

　　「我們發現，目前也存在一些公共資源如社區活動場所閒置的情況，一些公共服務也缺乏專業人員參與。」劉濤建議，北京應支持社會公益組織在聚居區內從事社會服務工作，以最大程度地彌補現階段公共財政投入的不足和專業人員的缺乏，提高外來人口聚居區的公共服務水平。

　　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也對記者表示，北京應跳出人口調控人口，加快縮減北京的城市功能，將不符合北京城市功能和過於集中在北京城區的產業往周邊近郊區遷移，這樣才能帶動周邊城市經濟發展，緩解北京人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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