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國排水系統行業政策顯示，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61年來最大暴雨，79人遇難。僅房山區受災人數就達80萬人。財產損失百億元。據報導，截至2015年7月26日，北京、河北、四川、內蒙古、天津等12個省份的受災情況嚴重，死亡人數已達151人。現對2015年我國排水系統行業政策及環境分析。
據安邦諮詢集團高級研究員唐黎明介紹，中國早期的排水管道，是按照蘇聯標準建的，然而中國很多地區的降水量明顯比蘇聯大，所以管線設計存在問題。後來隨著城市化擴張速度加快，但地下建設沒有地上快，很多管線建設沒有綜合系統考慮整個城市的空間格局。例如，北京很多立交橋，排水必須靠水泵抽到排水管里，雨量一大就倒灌，橋下就會深度積水。
「城市內澇，表現在管線上的原因是，排水管道口徑小、標準低。」海南省水務廳副廳長沈仲韜對本網記者說。
「城市內澇的主要原因是排水能力偏低。」中國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姜付仁也持同樣觀點。他向本網記者舉例，就北京來說，北京市已建成的排水管網總長為 10172km，城區管網排水標準一般為：排水幹線1年一遇左右，城市環路1至2年一遇(未達到國家規定3年一遇的上限標準)。如此1至3年一遇的標準，能夠適應每小時36-45毫米的降雨，而「7·21」北京大暴雨，城區降水200毫米、房山460毫米，遠遠超過這個標準。
管線老化也是問題之一。目前，北京排水管線仍然包含解放前建成的舊磚溝。此外，一些泵站的電氣設備、元器件普遍老化、破損，安全係數和可靠性、靈敏度等大大降低，部分泵站自動化、防爆和通風系統等監測監控設施已無法適應現今行業管理需要。加之，城市快速發展使地下空間不斷被占據，難於滿足供排水系統升級。據報導，目前在城市排水中發揮最重要作用的管道，絕大部分修建於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即使如此，這還算是地下管道譜系中的青壯年，大概有2500—3000 公里。由於這部分管道承擔了城市的主要代謝功能，滿負荷甚至超負荷運轉，導致這些管道老化問題越來越突出。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程曉陶對本網記者說，「如果想搞清楚北京下水管道，很可能拿不出來這樣的規劃圖。具體來說，我們自己單位水科院地下的排水系統是怎樣分布的，也不能說得特別清楚。許多管道是後來修建的，沒有統一申報。」據報導，不僅北京，全國大約有70%的城市地下管線沒有基礎性城建檔案資料。
此外，承擔城市排澇的河道、水面調蓄能力嚴重不足也是原因。姜付仁說，城市現代化進程加快，河道、河湖的規劃和建設卻沒有跟上。北京城區有部分中小河道淤積堵塞，多年沒有疏挖整治，還有不少河湖甚至被填埋。解放初期，北京有湖泊200餘個，目前僅存50餘個。作為北京市排水干河道壩河支流之一的北小河，現在已經變成超過20萬人的望京社區。
不少專家認為，北京的排水管線已經落後於城市的發展與要求。
如何讓下水道跟上地上的發展步伐，是否要全部改進地下管網建設?專家們有著熱烈的爭議。
據北京市水務局2011年公布的數據，按照現有的國家標準，下水管道建設每公里的成本是幾十萬元，如果向歐美看齊，把標準提升10倍，建設成本也要提升10 倍。2009年北京市水務局公布的資料顯示，北京市城八區共有地下排水管網5227公里，以此計算，北京僅主城區排水系統建設就要花費數百億元，有專家表示，這樣的投入短期內顯然難以實現。
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培訓中心張小明教授對本網記者說，北京市的管網，最短也要六十年才能慢慢建成，如果全部改造的話，那是難以想像的，也很難完成。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副主任左劍惡教授表示，地下的發展很難跟得上我國城市的發展進程。國外的城市規模和人口在若干年是相對穩定的，而我們是跨越式的變化，誰都預測不到的變化。例如，清河污水處理廠的建設，最開始設計的時候是40萬噸，剛建成發現不夠，變成了50萬噸，後來發現還不行，馬上擴建，現在已經55萬噸，又在擴建。總是不夠。
因此，有專家提出疑問，由於氣象、城建、地理位置等因素，城市被淹是正常現象，如果不考慮經濟發展，投入巨大財力、人力、物力，只為了應對6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而平時閒置，成本是不是太高?是不是有必要?
法國巴黎，一個浪漫之都、美麗之城。然而在19世紀中葉，雖然巴黎已經是當時歐洲最大最先進的城市，但屢生瘟疫，有人分析，這和巴黎沿用幾百年簡單的城市排污方式有關，污水直接潑入污水溝，流入塞納河。
據報導，1856年拿破崙三世責成豪斯曼改善巴黎排污系統，他提出將污水排到塞納河下游，避免污染城市飲用水，隨後總工程師貝爾格蘭德設計並領導建設了下水道工程。如今，巴黎下水道總長2347公里，約2.6萬個下水道蓋、6000多個地下蓄水池。清淤系統配備了電腦控制，還有專門針對雨季塞納河水的「漲水站」以及安全閥，以及用於下大雨時保證排水效果的路邊下水道等等。每天，超過1.5萬立方米的城市污水都通過這條古老的下水道排出市區。此工程，前後花了一個多世紀才完工。
日本東京都也有一套先進環保的下水道排水系統，堪稱世界最先進。然而這套地下宮殿，實際是走了彎路之後的無奈之舉。
據排水系統行業市場調查分析報告顯示，上世紀90年代，日本人發現蓄水、滲透手段都用上以後，東京、大阪等超大城市還解決不了內澇問題，於是不得不補上地下骨幹排水管建設這一課。但這時地下排水系統建設所付出的代價就太大了。因為城市地下空間已經高度開發利用，修排洪道必須避開高樓大廈的地下室以及地鐵系統。結果，東京的排水系統要修到地下60米，通到城外的江戶川邊，還要再建一個大型的地下水庫，先把水存在裡面，等河裡洪峰過去，才允許用泵將水從地下水庫抽到河裡去。
事實表明，如果在城市開始之初沒有把地下排水系統建好，後面再補課，建設成本、維護成本、運行成本都會成百倍地增加。
中國香港也因為城市高速發展，排水系統老化而被「水侵」。據報導，特區政府在1996年展開了「雨水排放系統整體計劃」。2011年按照香港政府渠務署發布的標準，市區排水乾渠系統200年一遇，市區支渠系統和主要鄉郊集水區防洪區為50年一遇，鄉村排水系統則為10年一遇。
另外，香港通過多種暢通渠道發送應急信息。每逢天氣出現異常，各媒體都把最新的天氣資訊放在顯眼位置;公共場所會懸掛預警級別;港府也會根據天文台的警報體系，實施特別措施應對，如學校停課;運輸署密切監察公共運輸及道路狀況，不許收取額外車費等。香港市民也把預警「當回事兒」，「出門先看天」。
杭州市前市委書記王國平指出，杭州老城區下面的管網不足以支撐人口和產業集聚。如果再不重視地下基礎設施建設的話，地下基礎設施就更加脆弱了。所以，杭州防治城市內澇的思路是要把人口和產業轉移到新城去，減少老城區在人口和產業上的負擔，這就減輕了地下基礎設施負擔。
海南省水務廳副廳長沈仲韜對本網記者說，解決城市內澇，是一個系統工程，單就某個職能部門，或者某項工程，很難解決，需要職權部門頂層設計，統籌運作，各部門聯動。唐黎明也表示，「城市的內澇是一個系統問題，不可能從某一個環節入手就可以解決問題。」
「要有長遠規劃，不能只搞政績工程。」沈仲韜認為，防治城市內澇，最根本的還是要從我國的機制體制上尋找突破口。 唐黎明對此也表示，我國城市的規劃是了一個市長，來一個縣長就變一次，所以沒有辦法做好。倫敦和巴黎那些地下管道建了上百年的歷史，因為發展規劃是一個長期的發展規劃，無論是誰上台，都是按照那個規劃來做。
僅就排水系統自身問題來說，姜付仁認為，第一，要完善城市主幹排水體系，疏通城市排澇水系，應根據城市河道規劃紅線，推進城市排水河道的綜合治理。覆核城市建成區內的河道行洪斷面，改造跨越河道的阻水跨橋、管線和景觀設施，適當加深部分河段。確保城市主幹排水河道達到20年～50年一遇的防洪排澇標準。第二，適當提高大型城市排澇標準。第三，加大城市排澇工程建設投入，防洪排澇資金的投入，除中央投資外，適當增加地方對城市防洪排澇工程建設的投入。第四，加緊編制城市排澇規劃並加快實施 。第五，加快中小河流治理。
「城市規劃要兼顧「滲」、「蓄」、 「用」、排」的功效。這樣可以少花錢多辦事。」沈仲韜指出，首先做到「滲」。由於城市硬化，降水難以下滲，因此徑流增加。這需要國土規劃部門統一規劃，要求道路、廣場等路面換成可滲透磚。乾淨的雨水，滲入地下一方面補充了地下水源，同時也能解決因地下水過度開採導致的城市下沉、海水倒灌等問題。
其次是「蓄」，有條件可以開挖水塘、水池，讓雨水第一時間匯入、存起來，而不是到處漫流。在城市，可以做下沉式廣場，比如下沉50、80厘米，當暴雨來臨時，可以調度洪峰，相當於把農村的水庫搬到了城裡。平日是水庫，暴雨時就是水池。其次要讓綠地下沉，路面凸出來，不僅可以減少道路上的積水，保障交通暢通，同時，雨水可以從綠地下滲。另外，不要填埋河道、湖泊，破壞自然的調節能力。
第三是「用」，對於缺水的城市更要充分利用雨水。比如沖洗道路、沖廁所、澆灌綠地，雨水也是一筆收入。據統計，花草喝的水，遠比人喝得多。
最後才是「排」。首先要疏通現有的管道，確保其暢通。其次是挖，開通或擴寬老舊管道，施工不是滿城挖，要分階段、分片區逐步進行。
另外，還要做城市應急管理、要提高公眾意識。張小明說，排水系統的改造，最重要的並非硬體設施，關鍵是要有一套應急機制。同時，要注意提高市民自我保護意識和應急處置能力也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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