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高昂的成本和風險是「四大」難以承受的。近年來,「四大」面臨著和它們的投行合作夥伴如中金、高盛高華一樣的困境,即過往立身之本的金融行業項目、大型國企項目越來越少,自2009年IPO重啟以來上市的主力已變成中小企業。
在過去,由於壟斷金融機構和大型國企IPO項目市場,「四大」收穫豐厚的利潤。而在風險層面,由於大型金融機構與央企有強有力的背景支持、自身經營也相對規範,所以此類IPO項目風險非常低。相比之下,中小企業往往存在著規模小、風險高、業績波動大、公司治理不規範的現象。同時,由於審計費用往往與被審計公司的規模相關,導致了中小企業審計業務風險高、收入低。一高一低之間,「四大」選央企而捨棄中小項目,是一種現實的邏輯。即使中國A股IPO市場風向已經明顯轉向中小板和創業板公司,但「四大」高出國內會計師事務所數倍的人力成本,註定其從這個利潤空間並不大的市場中獲利有限。
其二,「四大」的聲譽近年來在下滑。在上世紀90年代進入中國市場之初,「四大」的聲譽達到最高點,但隨後的一系列事件使得外界對「四大」信任度不斷下降。
2001年,美國安然事件牽出了會計巨頭安達信,讓美國會計業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違法行為曝光。該年7月,世界通信公司製造了創紀錄的33億美元假帳,而它的同夥又是安達信。在一系列醜聞打擊下,安達信最終倒閉。
而近年來,「四大」在國內外問題不斷。此前,「四大」之一的普華永道還曾被中國財政部責令整改,外界對「四大」的質疑在不斷增加。
其三,中國有關部門對「四大」的態度發生轉變。本世紀初,「四大」在國內A股市場的發展勢如破竹,其中有一系列的政策原因。當時,本土事務所例如中天勤在「銀廣夏事件」中灰飛煙滅,社會各界對「四大」期望值很高。2001年,中國證監會曾要求企業IPO及上市公司再融資時,必須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一些銀行也相繼規定,貸款的公司必須到指定的外資會計師事務所進行信用審計。
而現在,這些規定逐步取消,有關部門對「四大」的態度發生轉變。例如財政部近年發文要求,境外上市企業——金融、能源、通信、軍工企業以及其他關係國計民生的重點骨幹國企應當優先選擇有利於保障國家經濟信息安全的國內大型會計師事務所。
有關部門要求,在「四大」與財政部的合作到期後,可轉制為特殊普通合夥企業。這項政策的目的,可能在於推動內地會計師事務所的併購重組,抑制大型國企過分依賴「四大」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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