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在污染中國水源

     英國著名媒體《衛報》上周剛評選出「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中國新首富」施正榮、環保人士馬軍和導演賈樟柯等四名中國的「綠色英雄」入選。評審團成員包括世界銀行前首席科學家沃特森、獲得2004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馬薩伊、國際綠色和平總幹事葛德等科學家、學者、官員。《衛報》讚許馬軍「採取與中央政府配合的態度，勇敢揭發地方幹部和企業污染水源的行徑」。

　　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是中國著名環保人士，當選2006年綠色中國年度人物。他創立的中國首個水污染公益資料庫「中國水污染地圖」——曝光數千家污染中國水源的企業。他承認自己有點像孤軍奮戰的「唐吉軻德」，但他沒有停止任何對環境有利的行動，他很樂觀地說：「相信我們能夠有一個綠色的未來」。

　　贏周刊記者  韋常春 文

　　馬軍簡介：

　　馬軍，39歲。1999年出版《中國水危機》一書。2002年加入環境諮詢公司。2006年5月建立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2006年9月發布中國水污染地圖， 2006年底被評為「綠色中國年度人物」。同年，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2006年全球最具影響的100人」。

　　未來二十年是中國環保的關鍵時刻

　　贏周刊：中國的環境保護問題幾乎已經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了，中國的環境問題究竟嚴重到什麼程度了？

　　馬軍：(環保)問題是非常嚴峻的，我們要探討的就是根源在什麼地方，要找到原因，採取一些辦法解決它。我們在做環保組織，考慮的就是未來二十年，其實對中國環保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我們有兩個重大的使命，一是保證當代人享有一個起碼的環境健康的標準，就是污染控制的問題；另外就是為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自然資本和自然遺產。可能在十幾二十年時間裡，自然遺產要喪失殆盡，像地下水也是同樣很難處理的自然資源，也正在遭受嚴重的破壞。

　　我們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不適合我國國情的，在經濟翻兩番的過程中，不斷強調要大搞重化工業，要提升重化工業占有的比例，第三產業發展的速度遠遠趕不上重化工業發展的速度，造成我們的能源效率在經濟規模不斷擴大時，效率在下降，這樣整個壓力就非常大了。同時我們的自然資源匱乏，不是真正的地大物博，特別是人均資源。

　　現在，中國日益成為一個「世界工廠」，珠三角、長三角正在比著誰最後成為一個「世界工廠」，但我們是不是要成為世界的垃圾場、世界的煙囪、世界的垃圾場？不客氣地說，有些地方已經成為世界的垃圾場。

　　400個城市被垃圾「圍城」

　　贏周刊：你長期從事環保工作，常常到各地調研，能否用具體數據和事例來證明我們身處的環境是怎樣的現實狀況？

　　馬軍：每年排放537億噸的水，大部分沒有很好的處理，現在新公布的數據，60%的斷面在四級以上，非接觸水了，主要的城市90%的淺層地下水受到污染，固體廢棄物、生活垃圾，有600個城市大概有400個屬於真正的垃圾圍城，北京六里屯的垃圾處理場要建設一個垃圾焚燒場也引起很大爭議，爭議的背後，是很多城市不知道該如何處理一億多噸的垃圾，包括每年還在以10%的速度增長。我們自身的城市化、消費主義實際上也帶來很大的環境壓力，7%的耕地養活了22%的人口，我們還用了35%的化肥和大量的農藥，這些都是世界第一位的。肉類的消費成為世界第一，這是我們進入小康生活的一種標誌，但我們沒做好後面的那部分，供給方面做了，但最後是怎麼排放的，這19億噸養殖場出來的東西沒有得到很好的處理，就把我們的湖泊變成了化糞池的狀態。

　　汽車的數量在急劇增長，北京第一個百萬輛用了40多年的時間，第二個一百萬用了6年的時間，第三個一百萬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城市在高峰時期幾乎成為了一個大停車場，來回八車道的路成為大的停車場，怠速的排放不可想像。珠三角比北方好一些，因為自然的條件、降水、植被等好一些，但同樣也有很大的問題。酸雨的問題更多集中在南部，有些地方到了無雨不酸的地步，有一些地區酸的程度達到了4以下，快變成強酸了。

　　水污染的形勢更嚴峻，「三河(海河、遼河、淮河)三湖」最污染。接近30%是劣五類，一類水只有3%了。太湖的水質為什麼不能搞好？我們看到入湖的很多河流很多都是劣五類的。

　　我們有1/3的人口暴露在比較嚴重的空氣污染中，3.2億的農村人口飲水是不安全的。1/5的重點城市飲用水的水源地水源不能得到保護。以往我們缺乏技術工程能力來把水很好的處理成飲用水，現在更多是水源地遭到了污染，一些城市已很難找到合格的水源地。當你的水源地嚴重污染，投入再多的藥也很難把水整治到適合人飲用。

　　珠三角土壤污染也相當嚴重

　　贏周刊：剛才您提到的是空氣污染、水污染這些比較矚目的問題，能否介紹比較隱蔽但危害性同樣大的問題？

　　馬軍：大家比較少注意的是土壤污染、重金屬等等。現在的數據是1.5億畝(地)受到污染了，很多原因是因為水資源很缺乏，有些地區的工業廢水、城市污水直接拿來灌田了。據估算，全國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達到了1200萬噸。走到一些地方，農民不吃自己種的糧食，他自己知情啊，賣到外地，自己再買其他水好一些的地方種出來的糧食，或者自己開闢一小塊田。實際上中國人在毒害自己，我覺得再這樣下去，可以說是民族自殘性的行為。

　　據環保總局近期的調查，珠三角城市周邊的地區，土壤污染是相當嚴重的；長三角正在迎頭趕上，因為他們在把很多工業接過去。現在，污染轉移的趨勢是從城市向農村蔓延、從地表向地上蔓延、從陸地向海洋蔓延、從支流向幹流蔓延；向西部邊遠地區轉移，直接向海洋轉移。大家都認為海洋的容量很大，淡水資源沒受到直接損害，但我們這麼多的排污口，我們喜歡吃的海鮮是否安全？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國家、各省，包括廣東省的海洋公報，還是可以看到一些風險的。這些重金屬會沿著食物鏈，再回到人體，所以我們必須控制污染。

　　水污染同樣在影響社會安定，加劇社會不公平，影響社會和諧。最近，環保總局進行了流域限批，(環保總局的官員)下到安徽蚌埠，當地百姓齊刷刷地跪在他們面前說你們要來救我們，我們的生活無法再這樣繼續下去。像環保總局局長潘岳所說的，可能這個污染已經把中國逼向可以承受的底線。

　　除了西藏，全國各地都有供水不足的情況，但有限的清水又被滾滾排放的污染物污染。北方許多河流在乾涸，50年我們失去了1000個湖泊，地下水超采造成世界最大降水漏斗區。在草場方面，90%的草場退化。出路在什麼地方？50年來我們的出路是不斷開源，我們還可不可以繼續這樣開源下去？開源的最後一博已經開始了，南水北調工程兩條1200公里的渠道正在加緊建設中。一條從長江的下游，將水引到山東、天津，一條從長江最大的支流漢江，從水引向北京，引向河南、河北。在這樣的情況下，北京將由一個地下管道來運輸，那個管道直徑4米，人站進去可以感覺到是非常渺小的，堆積如山的管道正準備埋到地下。但在北京高樓大廈一片繁華，寄望1200公里的一條臍帶，是不是安全的？當地的代價到底有多大？

　　為了彌補這些損失，我們要從三峽調水接濟漢江的下游，避免藍藻在長江下游破壞，三峽怎麼辦？我們一層一層不斷將取水口向遠處推，有人說我們可以看到瀾滄江、怒江、雅魯藏布江，運西藏水救中國。民間談各種各樣方案，有各種各樣的暢想都是可以的，因為有自由表達的權利，但我希望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第一時間考慮這個脆弱的環境、這些社會的代價，不能一開始只考慮工程和技術的可行性。

　　中國現在有世界上最大的水電裝機容量，中國建有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壩，但現在的目標是十五六年內提高到現有水平的2.9倍，這意味著什麼？現在還在流淌的西南江河上，就定了非常多的梯級，在幹流上甚至是雅礱江上，有330座壩。

　　污水處理廠選擇「受罰」390萬年

　　贏周刊：在您看來，解決環保問題的阻力源自哪裡？

　　馬軍：幾個了解事情真相的專家參與決策的過程，他們說真的是壓力太大，不簽字也不行。沒有公眾的介入，靠幾個專家平衡是非常困難的。現在中國的問題，實際機制的問題是根本的。環保總局局長也提出來，所謂企業「三不怕(不怕環境監察、不怕行政處罰、不怕給老百姓造成損害)、三不查(地方政府老百姓不上訪不查、媒體不揭露不查、高層領導不批示不查)」。一個企業如此污染的情況下，本來應該是重點審核的企業，但它的門口常常掛著重點保護企業的牌子，上面寫著未經允許任何單位不許檢查收費。潘岳也說，本來應該是掛牌督辦，但現在是掛牌保護，環保局講起來也很心酸，人家不允許我們進去啊。我們看到渭河，站在旁邊眼睛都很刺激，上游就有這樣一家嘉士伯的合資企業，成為渭河唯一沒有污水處理設施的企業。當地環保部門一再要求他們要上環保設施，最後面對央視的鏡頭，當地環保局的局長說，他們要建一個污水處理廠(得花)390萬，(不建的話)一年只能罰兩次，一次5000元錢，所以他們可以罰390萬年。

     《贏周刊》

      我們支持環保總局「作繭自縛」

　　贏周刊：環保局無力獨自拯救環境，你認為我們還有什麼解決良方？

　　馬軍：環境保護需要全社會的廣泛參與，不能只有專家、官員、少數開發商參與，因為他們常常有動力達到妥協，但公眾利益會受到損害。當地受到影響的社區一定要參與進去。我們要控制水污染，必須加強執法，要執法必須突破利益關係。從個人的經濟利益來說，大的權力和資本正日益結合起來，他們聯起手來，裡面的利益關係比以前還要複雜。我們要突破利益關係，必須要有公眾的參與。專家一個人頂不住啊，歷史上也就那麼幾個人頂住了，最近有一個就是黃萬里，結果一輩子被人邊緣化，再也沒有機會參與決策。

　　要鼓勵公眾的參與，首先要有環境信息的公開。2003年我們有了一部環境影響評價法，這是中國第一部在公共決策時要有公眾參與的法規，當然它還是太脆弱了，全面參與的條件還不具備。在中國，法院常常解決不了問題，按北大一個環境法的知名教授所說的，能不受理就不受理、能不判就不判、能不審就不審、能不處罰就不處罰、能不執行就不執行。

　　環境信息公開辦法在2008年5月1日就要執行了，首次提出當公眾認為這些不是保密範圍的，就可以請求公開，如果不公開的，必須在一定時間給出解釋。環保總局作這樣的規定，實際上是作繭自縛，但我們支持這樣的作繭自縛。我們希望在現實中促使它完善。

　　污染企業像螞蟥吸附著黃河

　　贏周刊：監督好企業就等於控制好污染源，你們怎麼去監督污染企業？

　　馬軍：我們2006年開始做全國水污染資料庫。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所在的地區在污染排放方面是怎樣的排名。廣西的排放量是非常大，跟製糖工業有關係。但我們發現，有些企業是從廣東轉移過去的，然後水從上游又排放下來。我想應該有一個全流域的概念，不能讓這些人在那些地方找到排污的天堂，這樣的排放，珠三角想清自己的水也是很難的。

　　我們在東莞看到一家紡織印染公司，他們暗排、偷排一天就是排放2萬多噸。東莞的河就跟墨一樣，味道非常難聞，每年是6億噸的工業廢水，幾乎以工業廢水為主。這個地區是「世界工廠」，高速公路的一場車禍可能引起全世界IT產業的震動，這是我們引以為豪的；但水是這樣的顏色，完全不適合任何生物的生長，最後排到珠江，給我們造成的損害是多大？別人還說我們傾銷，要壓人民幣升值，但我們付出的代價，包括工人的職業健康、當地居民的身體健康等，多大的代價能還清？現在我們投入了百億資金治理，但治理的效果遠遠不如現在就把這些污染源制止住，要求必須要做到達標的排放。

　　黃河甘肅段的污染企業就在黃河的兩岸，因為取水方便，排水也方便，清水拿過來，髒水就這樣排出去。當地的環保組織幫助我們對它進行了定位，使得社區和公眾對它有所了解。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企業緊緊沿著黃河，有時就像螞蟥引在血管上，緊緊吸附在河流的周邊。

　　消費者可用購買權利來投票

　　贏周刊：被監督企業有沒有施加阻力？你們的措施有多大成效？

　　馬軍：我們制訂了環境信息公開的指數，根據水質狀況、排污狀況、污染源狀態，經過一套計算，每一個地區環境信息公開的指數，全國有上百個城市得分為零。信息公開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管理手段。

　　全國水污染企業已有6000家進入我們的名錄。在媒體的報導下，有企業感覺到壓力跟我們做交流，但先期來的企業大部分派公關人員。我們要求他們一定要做到達標排放，但企業說，我買一家老企業，把它弄到達標需要花多少錢啊，我要等一等看一看，這個事是不是這樣就過去了。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必須要持續做這件事，我們和其他20家環保組織進行了綠色選擇的倡議，就是基於這6000家的名單，讓消費者用自己的購買權利影響企業的環境表現。購買權利完全在你的手裡，沒有任何人可以剝奪你的權利，在這樣的情況下，公眾需要表達出對這些企業的環境表現，一念之間的選擇對企業會產生非常現實巨大的壓力。

　　在這樣的壓力下，差不多30多家企業已經主動跟環保組織溝通。有企業承諾進行第三方的審核來證明，找一家技術諮詢公司將你的環境管理體系、污染情況看一遍，最後證明你改好了，當然也要有環保組織參與，最後能證明確實改好了，才能從這個名單拿掉。

　　當然，不是所有產品都是消費品，不是所有的企業都是最終消費品的生產廠家。我們也在跟一些大企業談，必須管理自己的供應鏈。管理的工具是我們開發的不達標企業查詢的搜尋引擎，將這家企業的名字打進去，點擊就可以查看這些企業的情況，根據政府的什麼文件在哪一年違反了什麼法規。企業都有自己供貨商的名單，將自己的供貨商打入搜尋引擎，就可以篩選出被中國政府宣布為超標排放的企業，找到後下去審核，也對這些企業提出要求，解釋自己是怎麼做的。現在只有三家企業做完了這樣的審核，也只有三家對他們的供貨商做了這樣的篩選，只有一家真正向供貨商接觸，要求他們整改。但是，有三家企業重新修建了自己污水處理設施，能做到達標排放，這對環境也是一個現實的改進，可能會促成一個鏈式反應。公眾如果不關注，不能依賴企業良心發現。$Page_Split$

　　國際大企業在講排放時說我的心就是綠的，就是要環保的，但回看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公眾提出要求時，這些企業抵制過，覺得這是額外負擔。後來他們認識到公眾、環境的要求是不能抵制的，因為公眾是他們的衣食父母，所以領先的企業意識到需要主動跟社區、公眾溝通、持續改進，這樣的狀態下，公眾也有足夠的耐心解決這些問題，實現雙贏。現在大企業來溝通，大部分都是跨國公司，做了改進的大部分都是跨國公司。因為他們面對本國的環保組織現實的壓力，你這麼一搞，新聞一報，訂單就減少了，當地的法規做不到，沒辦法在你這裡採購了，你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了。但我們不能等到壓力從他們本國傳回來，這樣解決不了環境問題，我們要形成自身對他們的壓力。

　　「我們只有五個人」

　　贏周刊：在現實中，跨國公司畢竟還是有非常龐大的經濟實力和社會資源的。你作為一個ENGO(民間環保組織)與之抗衡，是否很吃力？

　　馬軍：他們有6000個企業，我們只有五個人，這是不夠的，真的需要全社會更多的支持，不是任何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機構，哪怕一個政府部門，解決不了中國的環境問題，需要中國的公眾以一個公民的意識，介入到管理中，我們才有可能形成壓力，才有可能解決一些問題。我們這么小的機構，沒有錢，能力也是有限的。這些企業為什麼要漂洋過海來解釋他們出現的問題？我想還是在於公眾有某種程度的關注。

　　中國正在崛起為一個大國，作為一個合格的世界公民，要開始關注自己發展帶來的全球影響。我們現在碳的排放開始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甚至有人說已超過全球平均水平。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說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再給我們二十年時間，恐怕難了，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承擔起責任。

　　贏周刊：你會不會覺得個人的力量還是太渺小了？

　　馬軍：我們還是要保持樂觀，還是要相信未來，相信我們能夠有一個綠色的未來。每個人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通過綠色生活的方式，減少對環境的損害。你可以積極參與到環境管理中，比如積極參與環境影響評價這樣的制度過程，積極關注政府公布的環境數據。一些國家已開始急速向綠色生產、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向轉。我們不可能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污染肆虐的情況已到底線了，不可能等我們發展起來、人均GDP八千了，再來治理。

　　記者手記

　　中國迫切需要「馬軍」式英雄

　　「如果在北京的戶外廣告板上，把馬軍的頭像與籃球明星姚明和銀幕美人章子怡放在一起，一般的路人恐怕都弄不清楚這個人是誰。但那些知道他的人會堅持說，比起一個體育巨星或電影明星來，中國更迫切需要的是像他這樣的英雄。」2006年5月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這樣寫道。

　　「北京也在經歷一個灰霾的天氣，這個詞原來多數時間是在珠三角聽到，現在也轉到我那裡去了，濕度不是很大的情況下也是照樣一片的灰暗，這對要舉辦奧運會的城市確實是非常大的一個問題。」馬軍談起環保問題總是憂心忡忡。

　　和馬軍聊天，能感覺到他有一種理想主義者的嚴肅和焦灼，說話一板一眼。雖然他的外表看起來像是一個很斯文的青年教師，但他的語氣總是很有穿透力。他頻頻到各地去演講、考察、測評，通過儘可能的措施去為治理環境作一點點貢獻。即便是成為公眾人物，當有普通民眾向他諮詢任何問題時，他也沒有任何的架子，態度依然非常誠懇。

　　長年關注中國環保問題，讓馬軍多次感覺到心痛和難受，面對難以徹底治理環境污染的現實，他有時也有一些力不足逮之意，但他始終沒有放棄，也沒有止步。他甚至為了更自由地開展環保活動，辭去其他工作，籌建了ENGO(民間環保組織)「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他花了外人難以想像的努力，收集整理多個政府部門的相關數據，向公眾提供各個省市的水質、排放和污染源信息，並努力推動企業承擔其環境責任。2007年底，他完成了「中國空氣污染地圖」，4000多家企業榜上有名，民眾可了解自己所在城市空氣品質在全國的排名。

　　為中國的環境污染把脈，馬軍的認真和執著確實讓人很感動。更關鍵的是，中國需要更多的像馬軍這麼「狂熱」的環保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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