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統計局統計,今年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加快。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39元,同比增長12.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8%。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834元,同比增長13.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2%。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實際增幅分別比上年同期加快1.4和1.7個百分點。然而,從數據上看,今年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實際增長率的差距雖然有所縮小,但是由於基數不同,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距仍然相差甚大,並沒有改變近年來形成的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從宏觀層次上講,收入差距問題是整個社會
經濟運行的一種結果,但是它又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互動的作用。近年來,經濟的快速增長並沒有縮小城鄉、地區和行業的收入差距,相反這些差距還在不斷擴大。從經濟效率上講,過大的收入差距不僅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而且由此產生的社會矛盾如果協調不好,還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在總體上會減慢經濟發展的速度。因此,在收入差距已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時,需要對其內在結構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加以分析。
一、收入差距的五大表現
我國居民收入的差距主要表現在:城鄉居民之間、城鄉居民內部、不同地區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
差距之一:區域差距格局未變。
從城鎮居民看,西部與中部相比,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接近或略高於中部。1980年,西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於中部的98%,1990年則超過了中部,相當於中部的109%,2002年相當於中部的102%。西部農村,由於土地貧瘠,耕作的方法落後,勞動生產率低下,收入水平仍較低。1980-2002年,西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相當於中部的87%。
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03年,東、中、西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10366元、7036元和7096元,比上年分別增長10.8%、10.5%和8.4%；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1.47:1:1.01(中部為1),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
從農村居民看,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主要是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逐年擴大。1997年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農民收入之比為1:1.42(以中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為1),1998年為1:1.44,1999年為1:1.46,2000年為1:1.47,2001年為1:1.49,2002年為1:1.50,2003年為1:1.52。
差距之二:省際間收入差距有所擴大。
各省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較大,而且從變動趨勢上看呈逐步擴大之勢。198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省際間差距的變異係數為0.13,1990年擴大到0.21,擴大了61.5%；2002年進一步擴大到0.27,與1980和1990年相比分別擴大了107.7%和28.6%。2002年省際間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差距為0.34,比1980和1990年分別擴大了70%和25.9%。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3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國前五位的省(區、市)分別是:上海(14867元)、北京(13883元)、浙江(13180元)、廣東(12380元)和天津(10313元)；居最後五位的是寧夏(6530元)、貴州(6569元)、甘肅(6657元)、黑龍江(6679元)和青海(6745元)。最高五省與最低五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從上年的1.9上升到2.0；收入最高省(區、市)與最低省(區、市)的收入之比從上年的2.2:1(上海:貴州)上升到2.3:1(上海:寧夏)。
差距之三:大中城市收入差距明顯。
據統計,2003年35五個大中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446元,比上年增長10.9%,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974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萬元的城市有12個,分別為深圳(23906元)、廣州(15003元)、上海(14867元)、寧波(14277元)、北京(13883元)、廈門(12915元)、杭州(12892元)、濟南(11013元)、天津(10313元)、南京(10194元)、福州(10183元)和青島(10074元)。收入位於後五位的城市是西寧(7040元)、蘭州(7094元)、銀川(7247元)、石家莊(7740元)和西安(7749元)。
差距之四:城鄉居民內部收入差距拉大,高低收入戶實際生活水平差距擴大。
城鎮居民: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3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係數為0.34,比2002年提高0.018,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略有擴大。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到低排隊並進行五等份分組,2003年,占總體20%的最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472元,比上年增加2012元,增長13.0%；占總體20%的最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95元,比上年增加263元,增長8.7%。最高組與最低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5.1∶1擴大到5.3∶1,最高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高於最低組。
另外,從恩格爾係數的變化來看,占總體20%的最低收入組家庭的恩格爾係數為46.1%,比上年的45.8%略有上升；占總體20%的最高收入組家庭的恩格爾係數為31.8%,比上年的33.1%有所下降,說明高低收入戶的實際生活水平差距繼續擴大。
農村居民: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經歷了由逐漸擴大到逐漸縮小,再由逐漸縮小到逐漸擴大的過程。1978年開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擴大,1995年達到第一個頂峰,基尼係數由0.21擴大到0.34,擴大13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擴大0.8個百分點。1996年基尼係數下降為0.32,比1995年下降2個百分點,恢復到1990年代初期水平。隨後差距開始逐年擴大,1999年的基尼係數為0.34,恢復到1995年的水平,2000年的基尼係數達到0.35,2003年的基尼係數進一步擴大到0.37,比1995年的最高點擴大3個百分點。
按農戶人均收入水平進行5等份分組(每組各占總戶數的20%),2001年高低收入組農戶的收入比為6.8:1(以低收入組農戶的收入為1),2002年擴大為6.9:1,2003年進一步擴大為7.3:1。
差距之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繼續擴大。
改革開放20多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經歷了由迅速縮小到逐漸擴大,由逐漸擴大到逐漸縮小,再由逐漸縮小到加速擴大的發展過程。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7:1(以農村居民收入為1),1985年達到歷史最低點,為1.8:1,1994年達到頂峰,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86:1,超過了改革開放前的水平。1997年達到新的谷底,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47:1,小於改革開放前的水平。1997年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開始加速擴大,2001年突破歷史最高點,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2.90:1,2002年繼續擴大到3.11:1,2003年擴大到3.23:1。
統計表明,我國地區差別不僅表現在GDP增長上,也表現在社會發展,特別是教育、衛生和文化方面。雖然國家實施了一些措施(包括減輕農民負擔、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強收入調節)來抑制收入差距拉大,但是收入差距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縮小社會差別將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無法迴避的問題。
二、未來收入地區差距變化趨勢
據預測,隨著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得到進一步落實,國家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將對遏制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擴大起到很積極的作用,但由於經濟增長慣性、運行機制以及發展基礎等差異,東部地區得益於可以獲取較高的資本和勞動邊際效益,將繼續在吸引國內外資金、人才、技術等生產要素方面處於優勢地位。所以,無論是東、中、西、省際間、居民間、城鄉間的經濟發展的絕對差距在今後一段時間內還將繼續存在下去。
從長遠來看,就中部而言,隨著長江流域的重點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加快,中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將逐步加快,東、中部之間的相對差距將有可能保持相對縮小的趨勢。就西部而言,由於西部地區發展基數較小,各方面的發展潛力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全面實施和一系列有利於西部發展的相關政策措施的出台和落實,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將得到實質性的進展,西部地區的資源優勢將逐漸轉變為經濟優勢。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勢頭也將會逐步得到有效遏制。
總的來看,東部地區由於已經積累了相當的實力和經濟增長的慣性,將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從而使東部與中西部的差距在未來20年間將繼續存在。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儘管中西部地區GDP在全國的比重呈現下降的趨勢,但下降的速度在減緩。2002-2020年,中、西部GDP占全國的比重平均每年將下降0.17、0.04個百分點,下降幅度將明顯低於1980-2002年平均每年下降0.20、0.15個百分點的水平,其中,2002-2010年,中、西部所占比重平均每年將下降0.18、0.04個百分點,而2010-2020年,中、西部所占比重平均每年將下降0.16、0.05個百分點。未來20年,中西部地區GDP比重下降速度的逐步放緩,將對遏制三大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擴大起到積極的作用。如果我們切實落實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措施,進一步促進中西部地區的加快發展,區域間差距縮小的速度可能快於前面預計的情況,逐步縮小地區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在不遠的將來必將成為現實。
以上分析表明,目前不論是東、中、西三大區域的差距還是省際間的差距都超過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如果任其持續擴大下去,將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消極影響。隨著政府著手實施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一系列舉措的逐步落實到位,廣大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將進一步加快,區域間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將逐步得到遏制。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由於區域差距的擴大既有歷史和資源等客觀因素的影響,也有經濟增長階段等規律性因素的作用,因此,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任務仍十分艱巨,需要幾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對此必須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經濟增長與消費、
投資率變動情況 單位:%
年 份 GDP 最終消 城鄉居民 投資增 城鎮居民可支 農民人均純
增長率 費率 消費增長率 長率 配收入增長率 收入增長率
--------------------------------------------------------------
1991年 9.2 61.8 13.2 23.9 12.6 3.2
1992年 14.2 61.7 20.8 44.4 19.2 10.6
1993年 13.5 58.5 25.9 61.8 27.1 17.6
1994年 12.6 57.4 32.7 30.4 35.6 32.5
1995年 10.5 57.5 29.5 17.5 22.5 29.2
1996年 9.6 58.5 19.3 14.8 13.0 22.1
1997年 8.8 58.2 8.4 8.8 6.6 8.5
1998年 7.8 58.7 5.9 13.9 5.1 3.4
1999年 7.1 60.2 6.5 5.1 7.9 2.2
2000年 8.0 61.1 9.1 10.3 7.2 1.9
2001年 7.5 59.8 7.0 13.0 9.2 5.0
2002年 8.0 58.0 5.7 16.9 12.2 4.6
2003年 9.1 55.4 7.2 26.7 10.0 5.9
1992-1996年
平均 12.1 58.7 25.6 33.8 23.4 22.3
1998-2002年
平均 7.7 59.5 6.9 11.8 8.4 3.4
--------------------------------------------------------------
引發收入差距有九大原因
1、"二元結構"形成了城鄉發展的不同步。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城鄉二元結構特徵尤為突出,城鄉經濟存在著巨大差異。與城市相比,廣大農村基本上是手工勞動,勞動生產率很低。同時,農村人口增長較快,存在著大量的隱性失業。在城鎮,機器大工業是主要的生產方式,勞動生產率較高。城鎮工業又能獲得廉價的、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資源,從而獲得了超額利潤。這些超額利潤被用於再投資,創造新的資本擴張,推動了經濟的增長。因此,城鄉經濟之間的差距呈現不斷加大趨勢。
長期以來,城鄉勞動力流動和城鄉市場相對分割,"城市"與"農村"二元管理結構極大地限制了城鄉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致使城鄉之間在資金、勞力、技術發展上的失衡,造成農業與非農業、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發展機會和條件的不均等。
另一方面,城市經濟形態基本上是市場經濟或正在向市場經濟轉軌,而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還是占相當大的比例,有專家估計自給性占40%左右。因經濟結構轉換滯後,人口流動和遷移受到限制,使農村剩餘勞動力無法優化配置,農村勞動生產率不能較快地提高,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
2、政策傾斜成為影響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
多年來,國家政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主要體現為某些地區、企業實行了不同的優惠政策,對某些行業(如電信、
電力、
金融、
保險、
航空等)實行壟斷經營,造成地區間、企業間、行業間競爭機會不均等,帶來收入差距的擴大。某些行業長期受行政手段保護,實行制度性壟斷,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其職工的工資相應較高,是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3、固有的資源差異形成的不平衡發展。
由於我國三大經濟區域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分布嚴重不均,決定了其發展的不同步性。東部地區河流密布,礦產少,但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同時工業設施和基礎設施完備,科技水平較發達。中部地區能源礦產資源豐富,交通條件比較好。而西部地區雖有豐富的資源,但地處邊遠,交通、信息閉塞。
從
人力資源看,東部地區高校多,人口素質較好。中西部地區人才相對不足,勞動者素質較低,而且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較高。這些差異是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影響了各地區居民的收入水平。
4、市場化形成收入的"馬太效應"。
專家分析,當前,資本、技術等要素的供給短缺和低價勞動力無限制供應的情形在我國極為明顯。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和技術等要素的邊際產出大於一般勞動的邊際產出,這些都使資本、技術等要素的收益大大高於一般勞動的收益。同時,市場化所帶來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勞動者之間的就業競爭,必然帶來下崗和失業,從而直接引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因此,不同勞動者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是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必然結果。
同時,市場化帶來的"馬太效應"也使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地區差距呈逐步擴大的趨勢。一方面,東部地區已擁有進一步發展的資金、技術、人才尤其是市場信譽基礎,即使與落後的中西部地區以同樣的速度增長,地區差距也將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東部地區經濟基礎好,具有更高的生產要素收益率,成為生產要素的流入區,生產要素的流入又進一步促進了經濟增長,而落後地區則相反,要素流入少,經濟發展受阻。
5、收入分配製度不健全拉大居民間的貧富差距。
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對居民個人收入有著直接的影響。社會經濟制度上的缺陷對居民收入分配最為直接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對低收入者保障不夠和對高收入的調節不力兩個方面。有研究表明,我國現階段的轉移性收入並沒有成為縮小收入不平等,尤其是縮小城鄉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相反是加劇了收入的不平等。
對高收入的調節不力主要體現為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不夠。由於當前稅制還有諸多缺陷,這一方面影響了對高收入者實施有效的稅收調節,另一方面又大大限制了政府對低收入者實施轉移支付的能力。一是城鄉居民之間承擔的稅負不均。二是高低收入者之間承擔的稅負不均。目前,國家的個人所得稅收入中,工薪階層繳納的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一些高收入者卻通過各種方式偷漏稅,高低收入者的稅負不均。三是收入再分配方面缺乏完善的政策措施,開徵的稅種少,稅率低,管理不嚴,偷漏稅現象嚴重,查處困難。由於稅收不力,高收入掙得多,交得少,拉大了貧富差距,也刺激了低收入群體的不平衡心理。
當前,我國法制體系還有待完善。由於法制不健全或執法不嚴,致使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存在。少數人通過非法形式如貪污腐敗、搞權錢交易或走私、漏稅、騙取
銀行或其他企業債款賴帳等,暫時獲得高收入。也有一部分借經營管理國有企業之機,牟取個人私利；有的利用企業轉制,變相占有國有資產。然而,因法制尚不健全,對非法非正常收入的監督又缺乏法律依據,監督難度大。
6、歷史發展帶來的不平衡。
20世紀50年代建立起來的農副產品統一收購和銷售的體系賦予了政府按相對偏低的壟斷價格購銷農副產品的權力,而後對工業品實行的計劃價格制度又是按偏高於農產品收購價格給工業品定價。這樣就形成了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和收入上的城鄉差別,導致了農民收入相對較低的局面。
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實施自西向東、先東南後內地的漸進開放戰略,東南地區經濟迅速發展,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而中西部地區改革相對落後,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從而使東中西部地區收入差距不斷拉大。
7、所有制不同導致兩種不同的收入水平。
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非國有經濟作為市場經濟的產物,形成了與市場機制較為適應的運作和管理體系,其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較高。同時,非公有制企業大多是新企業,沒有沉重的社會負擔。
相比之下,國有企業改革進展緩慢,制度創新、體制轉換滯後、效益低下,且社會負擔重。因此,非國有經濟與國有經濟的職工收入差距就成為必然。
8、財產積累效應影響收入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收入不斷增加,但居民財產擁有的不平等程度也逐漸擴大。20世紀90年代中期,城鎮居民中金融資產最高的20%居民擁有資產量占城鎮居民總資產的比重高達48%,而最低的20%居民僅占4%。金融資產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較高,它對總收入不均等程度的貢獻率大大高於其在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另外,城鎮居民自有房產狀況不一,其折算租金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拉大效應。
9、居民個人素質的高低決定收入的高低不同。
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勞動者個體特質的差異對於個人收入的影響正在加大。不同所有制企業中,外企職工的教育收益率最高,而國有企業的教育收益率最低。不同地區中,勞動力市場發達的省份有著較高的教育收益率。
受教育水平對個人收入的決定以及對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分配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研究表明,個人收入與個人受教育程度、年齡、性別、政治身份等有關係。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齡越大的勞動者的平均收入越高,男性的平均收入比女性高。另一方面,市場化的進程和技術進步又使得收入分配日益向技術型員工傾斜,個人素質和能力對其收入的影響日益加大。
[對策] 縮小收入差距從哪裡下手
縮小收入差距從哪裡下手
1、加快和完善市場建設。要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儘快建立和健全包括生產資本、勞動力、技術、信息等在內的市場體系,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通過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形成全國統一市場,那樣,合法、合理的差距會進一步刺激和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非法、不符合市場規則的收入差距會隨市場經濟的發育而逐漸消除。當前應摒棄行業經營中的非自然壟斷因素,最大限度地引入競爭機制,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經營環境。與此同時,要完善法規,規範市場行為,創造平等的市場環境。加強市場管理,嚴格執法,加大打擊力度,整治假冒偽劣,查處欺詐行為,反對不正當競爭,保護消費者、經營者合法權益。
2、打破壟斷,消除不正當競爭。應通過制定反壟斷法和競爭法等法律、法規,限制和打破壟斷,逐步消除行業壁壘和壟斷,提高某些行業的市場准入程度,鼓勵資本在行業之間的合理流動和有序競爭,促進行業之間平均利潤的形成,縮小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對少數特殊的壟斷行業,要加強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過大。應通過徵收資源稅、補償稅等稅種將壟斷行業的超額利潤收歸國家所有。
3、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要素合理流動。要逐步廢除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推動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改革福利制度,並逐步縮小福利的範圍,使福利貨幣化和透明化。增加居民在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城鎮與農村之間遷移和就業的自由度。
4、普及教育。國家應使每個人享有均等的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儘可能實現勞動者自身素質初始條件均等化。對下崗職工進行免費培訓、改變農村教育的落後狀況,並且完善正規教育、成人教育、在職教育、在職訓練,使受教育的權力逐漸平等。
5、加強稅收調節。應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開徵特別消費稅,加強對高收入者的調節。開徵遺產稅和贈與稅,防止財產過多地向個人集聚,縮小由起點不同導致的貧富差距,使更多的財富歸社會所有,增強政府調節收入狀況的能力。同時,必須增加我國個人收入的透明度,使收入工資化和貨幣化,加強實行儲蓄存款實名制度,建立和推行個人收入申報制度,減少隱性收入、福利收入和實物收入對個人所得稅征管的影響。
6、努力增加農民收入。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增加農民收入是當前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為此,應推進城市化,使農民向城市轉移,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應從國家經濟全局出發,依據各地區的比較優勢,發展各自的優勢農業,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有序組織農業剩餘勞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採取措施切實減輕農民負擔,並對低收入戶實行稅賦減免。
7、加快西部開發,縮小地區經濟差距。國家應加大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加強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外地投資者到中西部投資,努力將東部的資金、技術、人才引入到中西部,通過各種形式增強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實力,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以經濟發展帶動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長,縮小與東部發達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
8、實行城鄉平衡發展戰略,縮小城鄉差距。建立新型平等交換的工農業關係和保證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如穩定農產品價格,健全糧食儲備調節制度,增加國家對農業的投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等。改變當前收入分配有利於城市的不平等格局,逐步縮小工資收入以外的各項福利補貼在城鄉之間的差距,為城鄉居民提供追求自身發展的同等機會和條件。
9、擴大就業。擴大就業是縮小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性措施。應當在堅持"就業優先"原則的同時,努力創造均等的就業機會。要加大再就業工程實施力度,控制失業率。大力發展城市各種服務業,對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實行減免稅待遇,引導其多吸收下崗職工就業。
10、加強社會保障體系。應儘快建立並最終形成覆蓋全社會的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切實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防止貧困問題加劇。
11、加強法制建設,大力懲治腐敗。當前,由經濟違法及腐敗造成的貧富懸殊性質惡劣,已引起人們的不滿,對此進行依法治理已刻不容緩。對侵吞公有財產、偷逃漏稅、行賄受賄、權錢交易等取得的收入必須堅決依法懲處。要通過立法規定公務員個人財產申報制度,增強公務人員辦事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權力的制約機制,完善稅法,加強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條件與環境。對亂定價、亂提價、亂漲價等現象嚴加治理。 作者：嚴先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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